大宋的春天：谁说男人不爱花？

采访嘉宾：仇春霞（北京画院研究员、《百家讲坛》主讲人）

撰稿：王菁菁

寻古，往往会打破我们固有的认知。

比如说赏花，在宋代，这个公认的中国传统美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没有手机自拍，也没有“各色丝巾飞舞”，唯有文人士大夫欢声笑语、鲜花插满头的愉悦。

你看，苏轼已然醉意朦胧，头上的花朵都快把他的帽子给压倒了。

所以簪花、戴花，在历史上并不只是女性的专属。正在“丛中笑”的，可以是白面书生、可以是满脸络腮胡的大汉，也可以是垂暮之年的老者。正因为节奏慢、生活相对简单，相比现代，以宋人为代表的古人对于天地四时的变化非常敏感，尤其是对于四时植物的关注度更高。花卉，无论是在宋人的艺术美学还是生活美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不得不说，宋代美学有着自己的“宇宙”，很多个互相影响的“行星”在当中运行。回到属于他们的时间与环境，看看人们在关注些什么，这才是探讨宋代美学的核心之处。

得见牡丹，移植功不可没

当然，对四时植物花卉产生高度关注，“慢”只是原因之一，深层次的原因更在于宋人的知识体系构成。

比如古老的《周易》中就提到“天地节而四时成”；《诗经》等经典里也不乏关于植物、花卉的描述；还有佛教经典，在对“再度无限”的诠释过程中，花卉反复地出现……宋代儒学再度兴盛，这些都是文人们日常必须接触、学习、研究的内容。与花卉关联的学问不知不觉间已经注入到了他们的文化血脉中，所以一旦在生活中看到实物，立马就能让人“觉醒”。

这就延伸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即眼见为实。以牡丹为例，在唐代，牡丹被誉为“国花”，还有不少美丽传说，几乎所有的唐代文人都知道牡丹。但是很可能对于北宋的文人而言，不少人其实是未曾见过牡丹的。

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盛开的牡丹，来源于洛阳网

为什么有这种推测呢？因为唐代文人与宋代文人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前者绝大部分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遗传下来的世族大家庭子弟，出身富贵，少有寒门考中进士从而官至高位的情况；但是到了北宋，哪怕一个人的家族世代务农，从小可能连村子都没怎么出过，也有机会通过读书的方式改变命运。因为学识而得到赏识，突然有一日就从小村庄到了京城开封，这样的例子在宋代文人中并不鲜见。

在定都时，北宋京城开封只是一个经历了五代十国战乱的新都城；而说到牡丹，实际上直到当时都是较少被移植的，要想见识，只有到适合它自然生长的地方才行，例如被称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由此分析，唐代文人识得牡丹之美的几率，显然比北宋文人要高得多。

情况的改变大概是在真宗朝，牡丹终于被移植到了皇宫。不妨想象一下，当那些达官贵人在宫中见到牡丹，欣喜之情不言而喻：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牡丹啊，花开得这么大、这么美！他们的文化血脉一下子被唤醒，对牡丹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至仁宗朝，这是宋代文艺大复兴的非常重要的阶段，移植牡丹成为了一种趋势——作为皇帝，仁宗对文官们的要求比较纯粹，即把学问做好、诗词写好、日子过好。很明显，移植花卉是满足皇帝要求的一种助力。

《宋仁宗坐像》（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皇宫如此，达官显贵、文人士大夫必然效仿。于是，不仅是从洛阳到开封，别处只要有好的品种都要收集，牡丹由此开启了云集开封城的大量移植……更重要的是，与牡丹的亲近，勾起了众人对于更多花卉认知的渴求，移植之举进而拓展到了其他一些以往开封难以见到的珍贵植物花木上。所以我们能看到，晏殊有自己的园林，欧阳修也有了花圃……可以说，北宋时期的植物大迁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促成了文人雅士赏花的一个必要条件。

物质基础具备了，接下来怎么做？自然是围绕欣赏而开展一系列活动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北宋时期哪怕是民间的贩夫走卒也会赏花、簪花，但对这种现象追根溯源你会发现，这仍然是出自皇宫的上行下效。

还是拿仁宗皇帝来说，他从小就被按照皇子的标准培养，称得上是满腹诗书；如今终于亲眼见到了牡丹，无疑是最开心的那一个——既然花开得这么美，必须得庆祝呀，来来来，宴会搞起来！遂亲自召集指派：宰相你来负责安排，翰林学士那几位必须到位……待宴会开始，无论鲜花、美酒还是歌舞，都围绕着一个集中点，那就是诗兴；而这个诗兴的中心，则是众人面前盛放的鲜花。

好了，酒喝了、诗作了，众人的心绪也都放开了，“重头戏”上演——漂亮的宫女们用灵巧的双手把花朵给剪下来，放在精美的托盘里给大家都戴上，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簪花的由来。有的人宴会后仍觉得没尽兴，回家酒醒了接着作诗。而且，既然皇宫喜欢这样的活动，士大夫、有钱人当然会寻思：我们在家是不是也可以复制？特别是春天姹紫嫣红，可赏可簪的不止牡丹一种。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自然而然地推动了整个社会花事的兴盛。

吉祥寺，北宋的赏花“打卡地”

探讨古人的社会生活，就应该回归到时代的特殊场景中去。

北宋的冬天，有钱人家能够用来取暖的普遍是炭火，还有些人可能用煤。棉衣在彼时是没有的，人们将织成的布衣一层层叠加起来御寒，穿在身上差不多能有10斤重。因此整个冬天，宋人大部分处于蛰居状态，无太多社交活动。一旦天气转暖，花开会带给他们特别舒展的感觉，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开始了。

北宋·赵佶《牡丹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所以比起“赏”更重要的是，“花”在北宋社交文化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赏花，不仅有多日不见的老友相聚，还是认识新朋友、拓展人脉的一个绝佳方式。

北宋时期的赏花名场所，杭州吉祥寺值得一说。这个寺院里种植了上千株牡丹、几百个品种。每到花开时节，南来北往的官员、富商、文人士大夫都会前往，有的人甚至会专门掐着时间、千里迢迢奔赴，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可想而知。

在参与活动的文人中，有些人特别热衷于搜集相关知识。举个例子，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任杭州通判，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而他的领导、当时的杭州知州名叫沈立。这年三月，沈立邀苏轼一行人去吉祥寺赏牡丹，之后又请大家去了家中。到家后沈立拿出了一部20卷左右的书稿与众人分享，全都是他所写的关于牡丹的内容，包括某个品种从哪里移植过来，怎么种植，形态以及有何特点等等，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一本书的厚度，满满都是植物科普的“干货”。可见在活动的驱使下，北宋时期这类相关文化也是极其繁荣的。

沈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年纪与苏轼的父亲苏洵相仿，晚年生活在王安石变法的革新时代。但相比苏轼与王安石“闹掰”，沈立却是一个对政策执行力很强的人，他属于那种少废话多干事儿、认真且脚踏实地的类型。与苏轼等人相比，沈立不算文采特别出众，但性格使然，令他有着极强的学术研究兴趣与能力。不仅牡丹，还有制香，他写过很多相关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在北宋《香谱》中还能看到沈立的名字。

所以这个人代表了北宋文人士大夫的一个典型，即虽不以文章取胜，但真心愿意去研究学问，而这类型的人恰好又是手中有一定权力的。就像沈立处在杭州知州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上，他的爱好同样会引发一种“上行下效”，且拜访他的人知道他喜欢什么，多半也会带上前去交流。正如前面提到的，宋代美学并不是一个“虚”的概念，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与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以沈立为代表的这一类文人在当时其实对于生活美学的宣扬能力更强，更能够推动其传播与发展。

过往于北宋杭州吉祥寺的众多身影中，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蔡襄。

北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皇佑二年（1050年），时年约40岁的蔡襄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开封）修起居注。他带着全家老小一道悠悠地从福建北行。走到杭州春节刚过，那一年还特别冷，大运河结冰无法行船。当时的知州是张方平，一位堪称“经济学家”的北宋名臣。

其实，蔡、张二人之前在政治观念上是“对家”，但好在蔡襄人品不错，张方平也不坏，所以后来私下里两人就握手言和了。得知蔡襄到了杭州，张方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家人。然后又跟蔡襄说：天气这么冷，不适合出行，你就安心在这边住着吧。很快吉祥寺的牡丹要开花了，你赏过花再走也不迟。蔡襄原本就不赶时间，客气几句后便应承了下来，这一住就是近一个月。

这一个月中观山游湖，特别是赏花，张方平带着蔡襄等一大帮人到了吉祥寺，如同节日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更为难得的是，熙熙攘攘之间，蔡襄还遇见了几位多年未见的好友。所以离开杭州之后，他认为这是一次特别美好的回忆。因为自从上一次离开开封到这一次回京，他已经6年没有经过杭州了。

于是，当旅途再次安静下来后，蔡襄开始一首首写诗送给在吉祥寺遇见的朋友们。回到京城，他又把这一路自己觉得写得不错的诗全部抄录了一遍，送给了张方平。由此可见，赏花活动不仅给北宋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的美好，也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比如蔡襄送给张方平的这一卷行书《自书诗》卷，现在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北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故宫博物院藏

宋画里的梅花有何奥秘

正所谓“一年景，四时全”，赏花当然不是只有春天，比如梅花。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宋代赏梅的记载，大部分集中在南宋，比如陆游、范成大。之前的北宋时期，由于梅花多生长在长江以南，尤其岭南，开封城里的文人士大夫同样很少见到。

所以这又不能不提移植。最出名的是晏殊移植了两株梅花到开封城，慢慢地，这一风气逐渐兴盛；至少在北宋中晚期，淮河以北、开封城里的梅花也越来越多了。到了宋徽宗时期，皇家园林“艮岳”里已有近万株梅花，名曰“梅岭”。

这段历史也导致了文化活动中的差别。最为典型的是我们看元明清绘画里的梅花，大部分枝干粗大，满树皆是花，比如王冕的作品。但再看宋画里的梅花，大部分枝干都是小小的。为什么？因为是移植过去的，能力和技术有限，当时的人们绝不可能那么懵懂，直接扛着一株几百年的古梅去京城。到了元明清，王朝“大一统”，王冕这些文人又是大部分生活在南方，得见古梅便在情理之中了。

元·王冕《墨梅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正因枝干细小，能轻易地折下来赏梅去。在北宋开封城，冬天赏梅是非常稀奇的。因为稀奇而珍贵，所以时人在赏花之后，会随手把酒瓶当成“梅花插梅枝”，梅瓶因此在宋代变得十分流行。看，文化不是“无缘无故”的，必然有迹可循。

北宋人对于梅花的认识还有个很有趣的特点——会联想到腹有诗书、温婉可爱的小女生。因此赏梅的氛围与赏其他花卉不同，不用热闹，反而须得几分清幽，配乐古琴和笛子即可，相得益彰。

北宋文人赏花，芍药也是当中一道亮丽风景。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四相簪花”。

这个典故的主角是北宋“三朝元老”韩琦。庆历新政期间，身为主干将的韩琦官至枢密副使，后来他被外放，第一站就到了扬州。在此期间，有一次他发现官府里一株芍药开得非常奇特——长出了4个枝丫，每个枝丫上都有一朵花。韩琦平素最喜欢的就是芍药，他觉得简直太神奇了，于是立即张罗要办簪花雅集。

按照韩琦的意思，除了他本人，其余的三位来宾最好都是文官。眼看已经约好了人选，却不想其中有一位因闹肚子而爽约。韩琦便询问大家：今天往来的客人当中，有没有中进士的官员？邀请他一起来呀。没想到这一问，还真就有了推荐，4个人很快凑齐，除了韩琦，另外三位分别是王安石、陈升之和王珪。当时的王安石是淮南签判，这是他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工作，也刚好是在韩琦手下。

清·李墅《四相簪花图》扇面（局部），扬州博物馆藏

若干年后沈括著《梦溪笔谈》，他发现了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就是当年一起饮酒簪花的这四位，后来都成了宰相——最早是韩琦，大概在簪花的十年后拜相；接着是王安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然后是陈升之、王珪，都曾任神宗朝宰相。

这一仿佛注定般的巧合，被沈括以“四相簪花”为名记载于《梦溪笔谈》，也成为了后世一个重要的绘画母题。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到了20世纪金庸先生的笔下，这个典故被他写进了《鹿鼎记》——扬州布政司慕天颜给韦小宝讲了一个“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应该，这就是文化传承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