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爱不爱京剧，你都不能错过他的艺术世界”

采访嘉宾：柯琦（梅兰芳纪念馆信息研究处副研究员）

采访整理：段旭琪

编辑：王菁菁

互联网时代，交通发达、通讯便利，走出国门交流文化，对于我们而言，早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对于百年前的有识之士来说，同样的事，他们所面临的情景截然不同。

围绕泰戈尔书赠梅兰芳团扇这件文物，能打开的“话匣子”有很多。最不容错过的，就是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先生率团赴海外演出。这个举动，往往伴随着艰辛，伴随着重重困难，甚至不被理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梅兰芳纪念馆信息研究处副研究员柯琦，跟随他的讲述，一起来了解主角背后的心路点滴，也许你会豁然明白，为什么无论爱不爱京剧，我们都不能错过纪念梅兰芳。

看到亚洲文化的共通性

提要：为何是团扇？

作为当时新晋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不仅是印度诗人的代表，更是一位极具东方气质的智者。这样一位重要人物首次访华，自然是一件深受文化艺术界重视的大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著名诗人徐志摩充当起了随行翻译的角色，林徽因也是接待工作中的一位代表。他们三人的合影——长髯飘逸的老者、才情俱佳的书生、清新婉丽的少女，被当年的报道形容为：“如同苍松、竹、梅组成的一幅动人画卷”。那次泰戈尔并非独自来华，他带来了一个由印度文化界人士组成的小团队。成员之一的难达婆薮为梅兰芳绘制的大幅油画像《洛神》有3米之高，气势恢宏，现在是梅兰芳纪念馆里一件代表着中印文化交流的标志性藏品。

难达婆薮为梅兰芳绘制的油画像《洛神》，梅兰芳纪念馆藏

那场京剧《洛神》的妆造，跟中国传统戏曲是很不一样的。梅先生借助并且运用了诸多当时不常见的域外文化元素，营造出了一种他所想要追求的“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洛神形象。比如他披的纱巾，就很像印度妇女的传统服装——纱丽。这让泰戈尔看到了亚洲文化具有很多共通性的东西，他当然兴奋不已，于是也就有了即兴写诗给梅兰芳的这一幕。

至于为什么泰翁用的是团扇而不是折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探究。虽然到了明代以后，折扇成为了中国书画载体的一个主流，但实际上团扇有着更为古老的、记录文化传承的传统。也许是《洛神》的灵感来自于古老的《洛神赋》，加上梅先生扮相的风姿绰约之美，使得泰翁选择了团扇来见证友谊。

总之，这件特别又珍贵的礼物就这样一直保存了下来。泰戈尔原诗为孟加拉文，他又亲自译成英文，林长民将其译成古汉语骚体诗，皆记于团扇，诞生了我们所见到的一首诗三种文体。提起林长民，他在当时以善书闻名。除了这件团扇，梅兰芳纪念馆还珍藏着一件林长民写赠梅兰芳的《楞严经》四条屏，非常的精美。林长民是很少写这样长篇的精工小楷的，因此这件《楞严经》四条屏在文物评级时，“开门”见山，专家组直接就给评定为了一级文物。

泰戈尔书赠梅兰芳团扇（局部），梅兰芳纪念馆藏，团扇的另一面，林长民特意抄录了曹植的《洛神赋》

实物为证，也可见当时的文化艺术交流风气之盛，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活跃许多。

他的自觉承担

提要：动力比票房更重要

纵观梅兰芳先生毕生所致力的文化交流，泰戈尔访华可以被视为是前置事件。为何这么说？因为梅先生一直非常自觉充当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使者的角色，他毕生都是将这个使命扛在肩上的。

上世纪20年代，梅兰芳生活在北京。北洋政府时期，各种各样的外交接待工作都集中于政治中心北京，只不过当时的北洋政府缺乏能力去进行外交外事活动。所以，梅兰芳主动承担了很多外交接待，比如当时的瑞典王储（后来成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等人，还有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夫人，他们在到访北京的时候，都曾参加过在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里举行的高规格外交沙龙。彼时，“访梅宅”“赏梅剧”是诸多国际要人访问京城的一个必备行程。而在梅先生看来，这些都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契机。

他的确也不断地受到了邀约。比如说赴美，早在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在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为他举办的离职饯别宴上，提议邀请梅兰芳赴美演出，以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在出国演出这一点上，各方面的动议都很早，但是梅兰芳始终认为，既然要出国演出，就要做成文化推广，这种想法他一直很坚定。

在今天的研究学界，1930年梅兰芳率团赴美演出是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拉开了中国戏剧主动进行海外传播的序幕，自此世界对中国戏剧的研究、特别是对梅兰芳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更为重要的是，“西学东渐”的传播趋势已经持续发展了多年，此时梅兰芳带领中国京剧艺术走向国际舞台，无疑为促进“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良好互动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梅兰芳在美国演出《贞娥刺虎》舞台照。他在剧中饰贞娥，刘连荣饰一支虎，两位宫女的饰演者为李斐叔、姚玉芙。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但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又隐藏着众多不稳定与不可控因素。国力的悬殊、话语权的缺失……客观地讲，哪怕你再有名，一旦“出海”就有可能成为被“猎奇”的弱势方。

事实上，在赴美演出之前，1919年和1924年，梅兰芳已经有过赴日演出的经验，只是情况与他后来赴美演出所面临的很不一样。因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长久以来，中日之间的交流本身就非常频繁；然而彼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缺少沉淀的、独立于西方主流世界之外的新大陆国家，京剧属于移民带过去的“衍生品”，并未走出过唐人街。此时要带领京剧艺术到百老汇演出，面向美国的社会主流，单从距离感来说就与赴日演出截然不同。

而且1919年赴日演出期间，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当然从目前所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彼时舆论对梅先生并没有太多迁怒与苛责。相信先生本是一位爱国之人，这种“碰巧”对他来说一定感触颇深；更何况，待到赴美演出提上议程之时，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比起以往又提升了许多。与此同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激进的声音认为京剧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梅先生因此已经承受了压力。越是这样，对于越洋演出他就愈发慎重，行程设计、交友路线……筹备了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他对出访的团队成员也是精挑细选，不仅培训英语，还在上海给每人都定制了非常昂贵的西服。他要让世界看到中国艺术最美好的一面。

没想到临出发之前，又赶上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很多人都担心他们此去会“血本无归”——出行的成本，都是由梅兰芳个人垫资以及以个人名义出面筹措的。要不要改变计划？最终还是作为领军人物的梅兰芳果断拍板说了一个字：“去”！令世界对中国和中国的优秀文化艺术有更丰富的认识和深切的理解，这是他赴美的根本动力所在。

一炮而红的背后

提要： “说改就改“”她晕船了“

关于梅兰芳的赴美演出，是长期以来相关研究的一个大课题。代入时代视角想象一下，充满困难和变数肯定是必然。举个小例子，一开始梅先生这边准备了很多宣传资料，但到美国之后发现不顶用，于是马上换成请美国的记者和剧场经理帮助宣传。这些人对美国当时的社会心态把握得相当准，他们周刊上打出了一个宣传语，说梅先生是中国最有钱的艺人，一下子就抓住了当地人的猎奇心理。当年的演出在美国的宣传，做了大量本土化的工作，更别提资金筹备和人脉搭建，处处都可能面临难题待解。

梅兰芳（图左四）在好莱坞与影星卓别林（图左二）及当地三大戏院经理合影，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说到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触，那就是梅先生所做的改变甚至是“让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外国人在第一次接触京剧时都有个重要的反馈：声响。众所周知，京剧在开场或者是武戏进行到激烈打斗的场面时，会使用锣鼓喧天的热烈来烘托制造气氛，这是传统，但是西方人恰恰对这种震天的声响表示不习惯。

京剧文武场的调性，是根植于整个戏曲的程式的；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加”一点儿，但要去“减”的话实际上非常难。梅先生另辟蹊径，将昆曲加入赴美演出剧目中。他是民国时期复兴北方昆曲的“第一人”，深知昆曲仅用一支笛子便可营造雅致氛围的精妙，所以用了很多安静优美的音乐形式，去调和原本京剧中过于旺盛的生命力，实属高明。

他还在身段、表情的展现中，把很多在传统京剧中没有的舞蹈性段落单独拎出来进行表演，比如《霸王别姬》中的剑舞。这让美国观众眼界大开，极为震撼：为什么语言不通，情绪却准确地传递到了这里，这太神奇了！

此外，为了迎合西方人观剧的固定习惯，他又对剧目的时长进行了调整删减。有了这些事例，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经济大萧条的美国，一张百老汇的门票大概是3美元，但梅先生他们的演出却能卖到一张票10美元，黑市更是炒到了18美元，创下了百老汇当时的销售纪录。

在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对先生最服气的一点，是他精心筹备了漫长的七八年时间，竟然能说改就改，毫无拖泥带水……试想，假如换作他人，会愿意推倒重来吗？他的这份胸襟、气度与情怀，真让人肃然起敬。

访美期间，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波莫纳学院这两所大学还特别向梅兰芳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说到梅先生当年的“出海”，1935年的访苏同样意义重大。如果说，他5年前的访美演出还是自发的民间行动，访苏则完全不同，是来自官方的主动邀请。

20世纪以来，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首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和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京剧艺术家群体，这三个艺术家团体对20世纪的戏剧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至于这三个人的戏剧体系该如何命名，能否并称“世界三大”？相较于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力而言，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我们做影响研究经常会碰到“谁影响了谁”的话题，其实是很难界定的，除非被影响的那个人有相关论述。20世纪最杰出的戏剧家，很多都凑巧集中在当时的苏联；更凑巧的是，在梅兰芳率团访苏期间，这批人几乎都观看了他的演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甚至后来还清楚地在文章中写到，自己受到了梅兰芳的很大影响与启发。

1935年梅兰芳抵达莫斯科时在车站接受献花，同行的有教育家张彭春、戏剧理论家余上沅等，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说个有趣的细节。访苏演出中的《打渔杀家》这部剧，有个场景是两人你一起，我一伏，扮演在船上跟着水波节奏走的状态。当高超的节奏感完全被调动起来后，台下的一位老太太直呼要“晕船”了。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也看了这出戏，他顿时心生惭愧，认为自己那种用白布模拟海浪翻滚的布景方式简直太笨了；而中国戏曲能巧妙地借助肢体语言，直接传达出水面的摇曳感，的确相当高妙！

1930年的访美和1935年的访苏，两次出国演出都引发了巨大轰动，说明梅兰芳先生在当时世界上商业演出最为繁荣的美国和戏剧艺术最为先锋的苏联都取得了成功，这是很了不起的。

梅兰芳在苏联拍摄《虹霓关》电影片断，导演为爱森斯坦（图中者），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儒家思想的浸润

提要：何为“君子如玉”？

真正的一代艺术宗师，除了技艺精湛、才华横溢，最重要的是人品。在研究过程中，梅先生给我的感受，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又身体力行地反映出这些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自幼受到的教导是“德先于艺、国重于家”，今天看来，他的所为和成就，无愧于这一家学传承。

从当年给弟子李世芳的一封回信中，我们能看出几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值得寻味。他在信中提醒李世芳要注意几点：第一是要保护好嗓子，因为旦角以唱为本；第二是要好好地交朋友，对自己的社交圈子认真选择，哪些人在身边会有好的影响，哪些人会产生坏影响。实际上梅先生是一个特别能凝聚人气的人，他周围各色人等都有，与很多不同圈层的人都能友善、圆融地聚在一起。但是走到什么程度，跟什么人更亲近，他内心是十分清楚的，在这方面一直都“走”得很稳。

“四大名旦”中，梅兰芳先生也是公认脾气最好的一位。我们有时候会很感慨：艺术名家应该是非常自我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自我，很难站到“金字塔”的“塔尖”。但在另一边，到了这样的层级，还能做到很谦和，待人接物滴水不漏，有自己的“主心骨”，这就非同一般了。

梅先生正是如此。比如说，不管懂不懂戏，只要给他认真提出问题，他都会去琢磨。曾有观众问他，昆曲《游园惊梦》中有一句“迤逗得彩云偏”，这个“迤”字，戏曲里是一种念法，字典里是另一种念法，到底应该认哪个？按理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照行业约定俗成的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梅先生会就此跟京剧、昆剧大师俞振飞反复写信讨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或许也是一种“内耗”，但他偏偏能从所谓的“内耗”中获得正向反馈、不断前行，这就是天赋所在了。

言及至此，我又想到了两个例子，一是1919年梅先生赴日演出的一张老照片，他穿的是特别正式的竖领礼服，衣领可以拆下来专门浆洗的那种。他站在那里，整个人板板正正，清瘦又清贵。二是他当年乘坐“加拿大皇后”号赴美演出，邮轮晚宴上有个环节是演奏各国国歌，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没有国歌。梅先生在《游美日记》里提到，这个事情对他的冲击很大，“我们这次出去，也就是正替国家努力的一个机会……爱国要切实去做，一步是一步，这才是正理，我与大家共勉之！”

梅兰芳在“加拿大皇后”号轮船上，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所以，无论你喜不喜爱京剧，借助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各种展览与活动举办的契机，走进他的艺术世界，我想大家会对“君子如玉”，有更加不一样的体会。

（注：以上内容来自嘉宾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