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厚重最温暖的底色​——美术创作中的人民性

河长巡河（油画） 2019年 任志忠 金临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切中时弊、提纲挈领地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日后新中国艺术创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引领着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努力方向。从“为工农兵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主体论的美学观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与此同时，广大美术家都在深入思考：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在艺术语言与表现手法上如何做进一步的拓展？对于现当代美术创作中艺术性与人民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关系如何展开辩证的认知与反思？厘清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当下美术创作者、研究者更加深入地以“人民”的视角切入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考量，并在国际视野中发展出属于中国艺术的独特路径。

人民性的精神文脉和底蕴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而有关“人民”的概念和认识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的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时期里，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范围。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鲁太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革命，赋予‘人民’概念以丰富内涵。在新文化运动中，现代知识分子、市民、工人已成为‘人民’的有机组成，而随着中国革命的开展，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农民也成为‘人民’的重要组成，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工农兵’概念就应该在这个背景中予以观照。至此，‘人民’的概念相对稳定下来，只是其中的层次有所区分。新时期后，淡化阶级意识，进一步释放其能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他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我觉得这是理解新时代‘人民’概念的依据，这一定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宽阔空间。”

时代的发展让“人民”在艺术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中具有更加“当代性”的群体认同性，把人民作为社会存在与社会生活的主体不仅意味着创作题材的无限广阔，而且意味着人民生活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可能，也因艺术主体与表现对象精神情感的趋同性或统一性，从而决定了这种艺术总是以健康、明朗、欢快、激昂、高亢为亮色的现实主义基调。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对艺术个性、对自我表现、对包括各种艺术表现形态探索与实验的艺术观念的否定。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当代美术正是在这种多元多样的艺术探索中，再度形成了对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自主认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艺术表现主体的人民性共同构筑了这种现代性之中的艺术主体精神，从而使艺术源于人民生活的这一伟大理论真正成为在国际话语中的中国美术自主发展与探索的理论基石。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作为长期致力于以现实主义精神展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人物画家，对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有着深入思考和长期实践。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冯远创作了多件大型主题绘画，比如《秦隶筑城图》《英雄交响曲》《保卫黄河三部曲》《秦嬴政称帝庆典图》《屈原与楚辞》《世纪智者》等，他尤为关注个人与历史时代的关系，“由无数个最普通的人组合成了‘人民’的概念，他们不同的精神风貌与个性禀赋恰恰体现出人民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作为一个人物画家，对每个具体的人物应该有一种深入的研究。就像罗中立的《父亲》通过一个人物形象就能代表一个时代，他就是很普通的农民，但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形象，看到他就能想到一个农业国家的父亲的形象。所以，无论是历史的宏大叙事还是关注现实的普通人，都是有意义的。一个是群体的人民，一个是放大了的个体的人民，都是组成丰富的‘人民’的概念和内涵的代表”。在冯远看来，艺术家不论采用何种艺术形式或手段，所传达出来的都是人、人民、民族的精神状态。而精神图谱不仅是一件作品，而应该是一连串的人物形象，是一幅作品接着一幅作品串联起来的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形象的精神性变化。

共享单车（国画） 2019年 马鑫

不应以炫目的形式遮蔽人文关怀

近十几年来，从国家推出的一系列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以及包括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在内的大型艺术展览看，人民性依然是当代艺术创作最鲜亮的底色。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艺术创作视野的下沉，无论是国画、油画、雕塑或其他艺术门类，无论是获奖作品还是入选作品，表现百姓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彰显出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表达民众情感的价值取向，说明新时代以来，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呈现为艺术的实践行动。此外，无论是艺术家纷纷致力于中国式艺术语言的探索与建构，还是跨媒介特征愈发凸显，抑或是中国当代艺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空间，参与艺术乡建或城市形象再造，从中都可以窥见，艺术服务大众的品格与人民性特征，在艺术的创新性中不仅未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凸显。

当然，在“人民性”观念的映照下，当代艺术场域和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与反思的现象。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黄宗贤提出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在近些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景观化”现象。不少作品回避对现实的关切，在这些作品貌似宏大的景象中，人群仅仅是被摆布的“道具”，图像仅仅是呈现的景观而已。二是情感的疏离化，当下，在关注现实、扎根人民的观念导向下，各地艺术机构也以各种方式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感受现实。但是，不少都是以“他者”的身份，走马观花，所看所表现的都是“景观”，很难真正体味民众的真实生活境遇和精神需求。三是媒介的娱乐化将艺术场域变成了网红打卡的场地。一些展览以“当代”之名，制造着没有身份特征和现实关切的，仅仅彰显着炫耀式的大众审美消费的“媒介奇观”，炫目的形式遮蔽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艺术，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介和样式、风格，其出发点与归宿，是为了倡扬人性之美，讴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呵护人性的尊严与光芒，这也是当代艺术不应缺失的最基本的品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在谈及新时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问题时就强调，最重要的是体现美术家的人文关怀。“首先，尊重‘人’，肯定个体生存意义及生命的价值；其次，关注人文世界，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文化生成的力量；最后，回到形象，以气息为重，以生动为目的。古人说‘气韵生动’，也就是这个道理。论‘人民形象’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应以人为本。至于艺术表现，就应注意将个体视角与整体表述相结合，注意主体观念的外化和客观物象的内化，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气息’，既是个体的也有时代的因素，是综合性的。‘生动’，涉及主体的情感体验及艺术的表现力，已超越了形象的范畴。”郑工说。

鲁迅杂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在中国女画家协会主席孔紫看来，这段论述深刻地阐明了“言为心声、画为心声”的道理。创作，就是说艺术家内心想说的话。如何在新时代创作出反映时代、反映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心声的精品力作，取决于艺术家的站位，取决于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我们不仅仅是对艺术本体语言的修炼，更要关注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形象的认知和感受。这不是一次两次采风写生的形式能解决的问题，我感到这应是艺术创作者灵魂的叩问和反省。感恩时代，感恩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付出生命、鲜血、辛劳、艰苦奋斗的所有值得敬重的先辈和无数普通人，用我们的真诚和同理心，去认识、了解、体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民大众的心声、向往和憧憬，从而通过我们提炼出的艺术语言，表现真实可信的、鲜活的、可敬可爱的人民形象。”孔紫说。

理论建构亦需注重人民视角

只有真切深入地贴近生活，才能找准“最广大受众”的共鸣点。多年来，美术创作实践主要聚焦在“为了谁”“表现谁”“好坏谁说了算”等核心问题。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则主要涉及题材、风格、趣味三个方面，分别指向“画什么”“怎么画”和“为了谁”的命题。与此同时，今天如何辩证思考艺术性与人民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关系也必须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从“延安学派”和“鲁艺家”的艺术两个概念称谓入手，提出与精英视角和学院领域的“延安学派”概念的学理阐述不同，对于“鲁艺家”的艺术的赞颂，出自乡亲百姓之口，因而天然地带有一种原生态的、去精英化的意味。“鲁艺家”的称谓源自百姓民众，带着民间乡土的温度，也堪称一个承载着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经典样态的创作身份。“鲁艺家”更包含着一种源自广泛大众的期许，它在当时甚至成为一种荣誉称号，意味着作为艺术欣赏者的民众百姓的口碑，更从另一角度宣示着他们审美接受和价值评判的权力。

“在百年文艺思潮发展的语境下，‘延安学派’与‘鲁艺家’的艺术的共同出现显现出丰富的历史况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经由实践验证过的、自下而上的创作路向，那些超越了形而上的、比单纯理论建构的‘纸上谈兵’更为实际和‘好用’的方法经验，才能经受时代的砥砺和历史的淘洗，散发出历久弥新的光芒。‘人民艺术家’是人民赋予和评判的，我们今天在建构‘学派’的同时，也应呼唤更多新时代的‘鲁艺家’和‘鲁艺家’的艺术。”于洋说。

在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看来，深刻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当代美术创作中有着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作为美术创作的第一方阵，近年来中国国家画院坚持守正创新，培根铸魂，承担了大量主题性创作任务，特别是在建院40周年之际，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创作与研究、展览活动，推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美术作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在重大主题性创作实践过程中也碰到了新问题、新困惑、新障碍，这些都给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动力。”徐涟以此为例提出，美术理论建设也必须紧随时代、紧随创作，在艺术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升认识、引导实践、推动创作。理论工作者要与艺术家共同面对创作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对主题性艺术创作中的难点、热点、焦点问题要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工农兵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的形象有哪些内涵随着时代而发展与丰富？有哪些人物题材与表现内容可以进一步拓展？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在艺术语言与表现手法上，可以有哪些突破，如何突破？这些问题无疑还需要进一步梳理、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