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虽已远去，这盏“茶”却并未凉

采访嘉宾：林皓（宁波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专家）

撰稿：王菁菁 段旭琪

随着唐王朝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至中晚唐时期，南方的运河贸易与海上贸易逐渐兴盛，杭州、扬州、宁波皆为当时的港口要埠。其中的宁波，因占据了三江汇流、河海交汇的地理优势，尤以水系发达而闻名；这也让紧邻三江口的和义路码头，成为了当年重要的越窑中转集散地。

上世纪70年代，为配合城市建设，考古工作者对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随着勘探工作的开展，这件唐代越窑青釉荷叶形带托茶盏得以重见天日。它让人对蓬勃典雅的大唐气韵眼见为实，任凭时间无情流逝，岁月不败昔日风华。

唐·越窑青釉荷叶形带托瓷茶盏，宁波博物院藏

在提及中国历史朝代时，“唐风宋韵”常会在我们脑海浮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朝代之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展现出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比如宋代“四雅”，即点茶、焚香、挂画、插花，当中的茶、香与花皆由唐代沿袭而来。

可以说，走过魏晋的动荡、再现“大一统”王朝的唐，国人面貌焕然一新，大度与自信使得这个时期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所以今天，借助这件一级文物茶香犹在的契机，我们不妨跟随宁波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专家林皓的讲述一道，好好来品一品唐代“这盏茶”。

谈文物——它可能是被落下了

“越窑系”是一个具有地区性质的窑厂分布组合，主要在宁绍平原，即宁波、慈溪和绍兴上虞及周边地区，中心产地在上林湖一带。当年，大批大批的瓷器从产地来到和义路码头进行装箱、点交，再启程运往其他地方。从早到晚，港口码头的繁忙熙攘不难想象。

林皓：试想，年复一年，如此大规模的装卸、搬运与存放过程中，造成遗留或遗漏在所难免。我判断这件茶盏之所以被留在了码头，很大可能出自这样的原因。

上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时，该遗址已经是陆地，但千余年前应该是靠近江水的，只不过历经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结合这件茶盏出土的位置，就比较吻合对搬运遗留或是遭遇突发事件，比如暴雨导致货物发生位移的推测了。因为瓷器本身很轻，落入水中易陷入泥沙，不太好寻找，于是这件茶盏就凑巧留此千年。鉴于其质地十分上乘，推测它原定的去处有两种可能：一是北上发往宫廷，进贡皇家；又或者沿着海上丝路出口海外。

唐代制瓷素有“南青北白”之分，“南青”即越窑青瓷，“北白”以河北邢窑白瓷为代表。唐代越窑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高峰，以胎薄釉润、造型优美取胜；而越窑的烧造又以唐中晚期为鼎盛，后历经五代十国、北宋逐渐没落，至南宋中期开始被龙泉窑所取代。结合这件茶盏出土的地层，更进一步分析其成于中晚唐时期。

首先，它用匣钵烧造，这是越窑在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此时的越窑装烧大量使用匣钵，相当于给器物专门增加了一个“保护罩”。如此一来，密闭的空间隔绝了窑炉杂质，有利于成器表面光滑、“类冰似玉”（即釉面晶莹，如同一汪清水在光照下闪烁）。后由于五代十国的动荡，到了北宋，越窑已烧造不出“类冰似玉”的效果。这也说明瓷器烧造技术水平，跟彼时的国力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联。

唐·越窑瓜棱执壶，宁波博物院藏

其次，从底部的支钉痕看支钉形状，这件茶盏也与其他时期的越窑有所不同。相较晚唐时期，五代和北宋时期的越窑荷叶盏，外壁的竖棱也会相对更多一点，很多时候表面还会浅浅刻画一些图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晚唐时期的越窑烧造中，仿植物造型的器物大量出现，展现了文人雅士所追求之美。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到了“开山鼻祖”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瓷器烧造，不但改变了唐之前瓷器普遍存在的“胎厚釉粗”，而且通过制瓷工匠的不断创新，还实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这些都是研究中令我感触极深的地方。这件荷叶形茶盏，就是迄今我所见过的最佳实证。

谈习俗——饮茶方式不同而各有侧重

不论文献还是实物，文人身影都在唐人饮茶风尚中占据了活跃且重要的位置。这是极其讲究氛围感的群体，着重于饮茶这件事达到外物与内心的契合——不但要尽情品尝茶汤的鲜美，同时还要追寻内心的平静平和。很显然，器物是营造意境美的有效承载；而当茶与茶器打上了“文”的色彩烙印，茶事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美学。

林皓：纵观中国茶文化历史，对（清）明前茶、（谷）雨前茶的追求喜好，准确来说应该是从明清时期才兴起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唐代并没有这样的风尚。唐人所追求和注重的在于饮茶整个过程的仪式感，特别强调心境。器物自然成为了具象的承载。

以这件茶盏为例。相信首先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它优美的造型。当它静静地待在展柜中，定格了宛如荷叶在风中摇曳卷起的瞬间时，似乎有幅画面也在观者眼前徐徐展开：随着茶汤注入盏中，饮者的内心仿佛进入了风吹荷叶的清雅意境里，“五感”的体验逐渐升华……多么快意的时刻！

唐·越窑青釉荷叶形带托瓷茶盏（盏托部分），宁波博物院藏

人文情结使得饮茶成为了雅事一桩，这是贯穿千百年中国人生活的共识。但为何具体到风尚追求上，唐代和明清又会有着各自的侧重？我认为与饮茶方式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当时与这件茶盏一并出土的，还有茶碾、花口茶碗、侧把茶瓶等等，它们所组成的茶器套系印证了陆羽《茶经》的记载，足见唐代的饮茶方式与明清之后大有不同。

按照《茶经》所述，唐人采用的是煎茶法，主要分为炙茶、碾茶、罗茶、蒸茶等几个步骤，整套程序下来还是比较花费时间的：首先要把茶饼用小火略作烘烤，然后放在茶碾中碾成细末，再经茶箩筛去杂质，将细末放进茶盒备用；接着，火炉上架起茶釜，当水第一次煮开，加入盐，第二次水开则投入茶末搅动，待到再次沸腾，就可以将茶汤分别注入三至五个茶盏之中，邀请众人品尝了。

宁波博物院展出的唐代越窑执壶、茶盏等文物精品

而清代的饮茶方式，与我们今天喝散茶、用冲泡法基本相近，步骤上比起唐人要简便了不少。这就是所谓的“唐煎、宋点、明清泡”。因此，明清时期人们的追求和关注点转向回归茶叶本身，从而延伸出类似对“物以稀为贵”的明前茶、雨前茶的追求，也就不难理解了。

借煎茶饮茶，唐人或与好友交流娱乐，或悠然自得，凸显雅致与意境，流传下来的、大量咏茶主题的唐诗是很好的证明。比如元稹的宝塔诗《一字至七字诗·茶》，刚才提到的茶碾、茶箩、茶釜以及煎的方式，与诗人描绘一一对应；当中一句“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也说明饮茶的时间不拘早晚，这些都是后世研究唐代茶文化的极佳辅助资料。

谈演变——“里程碑”在这一时期显现

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卷》是目前公认现存最早的茶事绘画作品；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的陆羽《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茶学专著……从文献史料、专著、实物到考古发现，种种迹象都坐实了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地位。

林皓：的确，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个划时代、“里程碑”时期。我认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大唐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鼎盛时期，国家富强和经济繁荣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在“大一统”的前提条件下，南北方交流日益频繁，产于南方的茶叶，在此时通过贸易、进贡或者交换等方式输送到了全国各地。例如在长安的市井中就出现了茶坊，王公贵族也热衷于举办品茶活动；还有宋代比较常见的茶马互市，其实在唐代就已经初见规模。

唐·佚名《唐人宫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幅名画中清楚地呈现了唐人饮茶的场景

与此同时，唐代完善了贡茶制度。唐代的贡茶分为两种：一种是各地府县州衙每年向中央朝廷进贡，即“土贡”；另一种是官府专程在重要名茶产区设置贡茶院，相当于专贡。文献记载，当时湖州、宁波都设置有贡茶院。

对于贡茶制度，唐代湖州太守裴汶曾在《茶述》中写道：“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澭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清楚地指出了当时地区贡茶的品质等级。

再者，唐代饮茶的兴起也推动了手工业发展，带动了茶器的一系列创新。以考古发现为例，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就出土了一套鎏金银制茶器，包括鎏金银茶碾、银茶笼，银茶箩，以及琉璃茶托等等。法门寺是唐代皇家寺院，这些器物无疑代表了皇家对茶文化的重视和审美偏好。还有河南巩义张夫人墓中出土的一套唐三彩茶器，详尽体现了唐朝茶器的品种。这些都佐证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唐人对饮茶的追求更多以器物为承载的观点。

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法门寺博物馆藏，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唐代茶罗（时人亦写作“箩”），十分珍贵

另一方面，出现专门制造用于饮茶品茶的器具，比如茶碗，目前的考古发现能够支持这种结论的最早也是在唐代。比如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件荷叶形茶盏，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专门为喝茶而定制。另外在北方窑口出土的唐代瓷器中，也出现过外壁用墨书写着“茶”字的瓷碗。手工业最能体现劳动人民的智慧，代表着古代的工匠精神。因此茶器在手工业发展中的表现，很能说明茶文化在当时的地位。

重要之处还在于，唐代社会各个阶层的推崇，将饮茶活动提升到了社会交际等精神层面的高度。无论文人还是王公贵族、佛家僧侣，都对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此的实证除了诗歌，还有绘画，如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周昉《调琴啜茗图》、唐代佚名《唐人宫乐图》等等，生动地向后世还原了茶在当时已成为文人交流的纽带、王公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僧侣借饮茶提升自我的内在精神修为。而以陆羽《茶经》为代表的茶专著在此时的出现，更是从理论层面上给予了唐代茶文化发展“划时代”的支持。

谈人文——并非“人走”“茶”就凉

在中国人千百年的日常饮食中，茶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民族性格的传达与象征之一，这是茶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很多时候，作为习惯的承载，物与人生际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正因如此，手中这盏茶，才会越喝越有滋味。

林皓：说到唐代诗人饮茶的故事，白居易非常典型。他一生酷爱饮茶，自称“别（即品鉴）茶人”。他“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甚至到了晚年身体欠佳，也认为“老去齿衰嫌橘醋，病来肺渴觉茶香”。在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有诸多茶碗、茶托、茶壶等，可见茶在他一生中如影随形。

白居易故居遗址俯瞰图（旧图），来源于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这里要给大家分享几个白居易与茶的往事，虽然只是他人生中的片段“剪影”，但特别耐人寻味。

第一件事是元和十二年（817年）。当时白居易因直言进谏得罪权臣，被贬为江州司马，著名的《琵琶行》就是成于这一时期。此时的他不但饱受非议，还要忍受病痛折磨。如此背景之下，他的好友、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李宣在上任的第二年，就给他寄去了一包新茶。惊喜和感动令白居易顿觉身心轻快了不少，为此特意写下了《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说自己“汤添勺水煎鱼眼”。“鱼眼”一词，即指水初沸时的气泡，正对应了《茶经》中说的“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

第二件事是在收到工部侍郎杨慕巢寄来的茶后，白居易特意寻一幽静之处起炉煎茶。这首《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很有画面感——他"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致”，这里“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为此，诗人“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感受“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只是“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

第三件事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与著名僧人韬光禅师的交往。因为韬光禅师隐居山中寺院，一日，白居易想邀请其进城做客，挥笔写下《招韬光禅师》，以“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表达诚意。不过，不愿入尘世的韬光禅师却回诗表示“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以“城市不能飞锡去，恐妨莺啭翠楼前”而婉拒。

韬光禅师用带有禅意的诗句，巧妙地表达自身想法，化解了不赴宴约的尴尬。以茶会友，为的是志趣相投；禅师淡泊，白居易尊重并认同这种坚守，这其实就是一种人际交往不论身份几何的默契与通透。

这三件事发生的时间，伴随着白居易年纪增长。第一件事大概在他30岁左右，第二三件事就是发生在他中年之后了。从年轻气盛到逐渐变成“乐天派”，在品尝了世间的酸甜苦辣后，方懂得什么是人生的豁达，期间茶一路陪伴，也见证了白居易的心路成长。

人们常用“人走茶凉”这个成语来形容世事炎凉。但是你看，尽管白居易遭贬，朋友们并没有忘记或忽略他。白居易年纪轻轻就科举成功，很快进入了朝廷任职。显然，春风得意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爱喝茶这不奇怪。但在落魄之时还能被惦记，我认为一方面是说明他人品好、学识高，大家愿意跟他交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真正的文人气节，不在于权位高低的表象，而是“得一知己不易”的珍视。这种珍视不光是对他人，也是对自我内心的观照。而不温不火、沁润无声的茶，就很能够代表这种心志。这也是其他日常饮食之材所难以企及的高度。灵动，是我们今天探讨唐代茶文化的趣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