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小学美术教科书的发展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金石编绘《初等小学习画帖（学生用）》（1905）

 　　■胡知凡（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美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环节，承担着教授绘画、手工艺、创意设计等专业领域方面的基础任务，同时也肩负培养健全人格、打造和谐社会的重任，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而谈及美术教育，不可忽视美术教科书的重要辅助价值。自光绪29年（1904年）颁布 “癸卯学制”以来，图画课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学校课程系统中，美术类教科书正式登上近代教育历史的舞台。100多年来的美术教学历程，美术教科书一直都是辅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培养学生审美趣味，传播美育思想的重要工具。

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绘《毛笔习画范本》（1906）

　　清末时期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

　　中国近代意义的美术教育，萌发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时期。从1861年至1894年的短短30多年间，洋务派在上海、福建、天津、广东、湖北等地陆续创办一批培养军事、造船、电报、航海、铁路、炼钢等技术人才的实业学堂。在这些学堂中，大都开设有测量、制图、绘图等课程。当时所开设的这些课程，虽然主要学习工程测量和制图之类的内容，为的是培养实用人才，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特征，但它毕竟将我国传统文人绘画主要表现山水、花鸟和人物，注重精神的陶养，转变成绘图是作为各项实业之基础，注重培养实用性的技能为目标。特别是实业学堂在测量、制图、绘图课中所学的“画法几何”“制图”“透视原理”等内容，成为以后中小学图画科用器画的学习内容之一。此外，实业学堂教学也从我国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转变为西方近代学校班级授课制的方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业学堂开设的测量、制图、绘图课，是开启了我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冲击，不少维新志士都把兴学校作为立国之本。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盖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深刻地认识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被迫采取“废科举、兴学堂”的措施，各地带有普通中小学性质的新式学堂纷纷成立。

　　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它标志着中国教育踏入了近代教育的门槛。《奏定学堂章程》中还第一次规定在普通中小学中开设图画科。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绘《毛笔习画范本（教员用）》（1906）

　　随着新式学堂蓬勃的兴起，编写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也开始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为此，一些民间出版机构，如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2年的文明书局和创办于1903年的彪蒙书室等，在当时都是以出版教科书而闻名。当时编写的图画教科书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绘画类教科书，主要分为毛笔画帖和铅笔画帖两种，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习画帖》（1905）、《毛笔习画范本》（1906）、《铅笔习画帖》（1908）等。一类为用器画（包括几何画）类教科书，主要是用来培养学生“制有关数学上比例之图稿；制有关几何学说明之图稿；以说明光学之理；制美术工艺品之图稿；以补助理科之说明”，如文明书局出版的《小学几何画教科书》（1905）、北京旅京江苏学堂发行的《用器画教本》（1908）等。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余翰、金晨绘《新制中华初等小学铅笔习画帖》（1913年）

　　1905年12月，清政府设立了学部，专门掌管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学部成立后，还设立了编译图书局来管理并编辑教材等有关事宜。1909年至1910年，学部还编写出《初等小学图画教科书》（1910）、《高等小学图画教科书》（1909），成为了我国近代中小学美术教育史上最早的两套“国定本”统编图画教科书。

　　清末编写的绘画类教科书，有的是由我国学者自行编绘，也有的是直接聘请日本教员绘制或根据日本教科书改编而成。书中的内容以学生常见的器物、花卉、鸟兽、虫鱼、山水、小景等，由简而繁，由易而难地安排和分布其间。用器画类教科书，以翻译日本的为主，一般介绍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学习直线、角、圆、三角形、四角形、抛物线、双曲线、椭圆等画法，以及如何绘制机械图、测量图和测量图记号、测量图之彩色等。

　　总之，清末编写中小学图画教科书尽管经验不足，但它毕竟迈出了由旧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这些教科书一方面满足了当时新式学堂的急需，另一方面，为民国中小学美术教科书编写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

　　探索编写新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政治体制的变革，势必对教科书编写和审查的要求也会有很大不同。1912年1月19日，民国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指出：“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表明民国初期教科书编写开始摒弃封建思想内容的影响，强调民主共和的精神，并孕育了民国初期教科书革新的开始。

　　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日，中华书局也同时宣告成立。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还在《申报》刊登《中华书局宣告书》称：“立国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并最先推出适合共和政治的《中华教科书》，后又出版了《新制教科书》等大量中小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书，带动了新式教科书的大批产生。《中华初等小学习画帖》（1912）、《新制中华毛笔习画帖》（1913）、《新制中华初等小学铅笔习画帖》（1913）、《新制中华高等小学毛笔习画帖》（1913）以及《新编中华毛笔习画帖》（1914），都是这时期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图画教科书。由于这些教科书“合乎共和民国宗旨”，迎合了社会变革的需要，所以这些教科书一经出版即大获成功，迅速流行。

　　随着新成立的中华书局横空出世，商务印书馆也深感教科书市场竞争之激烈。于是，集中了张元济、高凤谦、庄俞、杜亚泉等数十人重编教科书。《新图画：铅笔画帖》（1913）、《新图画：毛笔画帖》（1914）等，都是商务印书馆这时期编写出版的图画教科书。

　　这时期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大都由我国学者自行编绘。虽然，这两家出版社编写的图画教科书都能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订，但仍延续了清末时期的编写方式，即以铅笔画和毛笔画帖为主，专供学生用来临摹习画的范本，因此，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家明编纂《新图案》（1918年）

　　从儿童本位角度编写图画教科书的尝试

　　1915年9月，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掀起。1919年，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得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西方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教育模式被大量引进。

　　1915年12月，中华书局开始推出了《新式教科书》系列，其宗旨是“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顺序；适合全国之用；各科相互联络”，并“皆采最新之方式”编写而成。1917年由张在恭编绘的《新式习画帖》六册，是我国较早将绘画和手工编入在一套教科书之中，改变了以往绘画和手工分开的编写方式，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教授方法之运用。这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图画教科书也开始有了新的探索。1918年8月由王雅南编纂的《新体图画教授书》，是我国较早将铅笔画和毛笔画合编在一起的教科书。1918年7月由王家明编纂的《新图案》，是我国最早专为高等小学学生编写的图案教科书。此外，1918年3月由王雅南编辑，北京京师第一监狱出版的《图案》，是专供中学生使用的图案教科书。

　　这时期中小学图画教科书的编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渐摆脱清末民初图画教科书编写方式的影响，编纂者们开始在编写体例、编写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922年11月1日，民国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标志着新的学制诞生。引人注目的是，这时小学图画科的名称改为了“形象艺术科”。

　　新学制颁布之后，商务印书馆顺势而上，组织当时知名度颇高的权威学者胡适、王云五、高梦旦、朱经农、丁晓先、杜亚泉、周予同等60多人的庞大编写与校订队伍，编写了《新学制教科书》全套，从1923年2月开始陆续发行，号称是“商务”编写史上最完善、最进步之课本。

　　1924年1月至1925年9月由宗亮寰编纂的《新学制形象艺术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新学制形象艺术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套教科书“注意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务使儿童乐于学习，不感受呆板乏味之苦。”

　　1924年7月至1930年12月由刘海粟编写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图画教科书》六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套教科书主要是：“增进鉴赏知识，使能领略一切的美，并涵养精神上的安慰愉快，以表现高尚人格”，为此，教科书中有专门论述“图画的意义”“图画和国民性及时代精神之关系”“图画与教育”“美的形式”等内容，来提高学生对美的认识。

　　与商务印书馆几乎同时，根据教育部有关新学制课程改革的精神，中华书局也不甘示弱，迅速推出适应新学制需求的《新小（中）学教科书》系列。中华书局为了编写好这套教科书，聘请了大量学者名家以及富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来参与。

　　1924年12月至1926年9月由何元编写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图画课本》，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新学制颁布后，最有代表性的图画教科书之一。书中每一单元由“理论、观察及鉴赏、实习”三部分组成。

　　1927年6月至1930年6月由姜丹书、朱稣典编辑的《新中华教科书形象艺术课本》，在新国民图书社（中华书局的副牌社）出版。此套书的每课标题都是带有启发式的，如“认认这几种颜色”“涂些什么颜色”“再添画些什么”“两个圆形可画成什么”“这些点连接起来是什么”等等，以此来促使学生思考和探索。

　　在新学制课程改革理念的影响下，这时期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在以儿童为中心理念指导下，突破了传统的编写方式，开始注重从儿童本位角度来进行编写。因此，这时期的图画教科书已成为有助于学生学习的材料。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宗亮寰编纂《新学制形象艺术教科书》（1924年）

　　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教科书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和修订了几次课程标准。其中，1929年8月颁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将“形象艺术”改称为“美术”，而初中仍称“图画”。

　　这时期，中小学校课堂中使用的美术教科书仍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为主。1931年8月，由宗亮寰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基本教科书美术》是我国较早使用“美术”名称编写的小学美术教科书。

　　这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美术教科书，一般都能遵循这样一些编写原则：“要和儿童心理底要求相适合；要和实际生活有深切底关系；要富于美的要素；要和其它教科有联络；要尽量扩充范围；要顾虑到土地的状况和季节的关系；要以建立中国所特有的教育精神作立场。”

　　值得国人铭记的是：1932年1月29日上午，商务印书馆被日军战斗机轰炸，厂房、机器、图书全部被毁于一旦，损失惨重。但在短短的七个月之后，商务印书馆又重新开业，并按照当年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编制各科全套中小学课本，取名《复兴教科书》以纪念灾后复兴。商务印书馆为出版《复兴教科书》系列，组织了一大批出色的学者和编辑人员参与编写和校订，以确保这套教科书的质量。1934年10月由吴中望编绘的《复兴教科书美术》；1933年7月至1934年4月由王济远编著的《复兴教科书初中图画》，以及1934年8月至1937年2月由胡葆良、沈祖光编著《复兴美术教本》，都是在这一时期编辑出版。这些教科书在“启迪学生审美本能，注意艺术之应用。养成学生健全之思想与技能”方面都作了有益探索。

　　当时，中小学美术教科书除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家出版社在编写之外，许多民间和私人出版机构，如新亚书店、形象艺术社、大东书局、世界书局、新国民图书社、亚细亚书局、中央书店、开明书店等都纷纷参与了美术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工作。这些民间和私人出版机构除编写了一部分供中小学美术课使用的教科书外，更多的是编写诸如：铅笔画、蜡笔画、水彩画、钢笔画、墨影画、图案画、剪贴画之类的教辅书，供学生在课堂中或课余时辅助学习之用。编写的方式与传统的画帖较为接近。

　　当时，教科书编纂者和校订者有许多都是现代美术史上著名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如陈之佛、姜丹书、丰子恺、陈抱一、徐悲鸿、沈子丞、倪贻德、王济远、俞寄凡、江小鹣、宗亮寰、张辰伯、吴梦非、吕凤子、汪亚尘、颜文樑、张眉孙、张聿光等。特别是陈之佛，从1930年至1935年分别在上海儿童书局、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儿童画本》《儿童画本教授指要》《中学图案活页教材》供中小学生和教师教学美术和图案画之用。正是由于有这些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的参与编写和校阅，使这时期美术教科书质量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发了我国第一部《高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标志着高中阶段开始有了美术课的开设。在《高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的引导下，这时期开始编写高中美术教科书，较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1934年7月由倪贻德编写，北新书局出版的《高中美术教本》；1934年10月由王济远编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图画》。

　　这时期编写的中小学美术教科书，不但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美术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包括让学生通过“欣赏”“发表”“研究”的学习过程，促进各种能力发展，以及培育熏陶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形成。因此，这时期我国中小学美术教科书，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具备现代意义的美术教科书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吴中望编绘《复兴美术教科书》（1934年）

　　遭受战争影响的美术教科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使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教育受到了严重破坏。这时期，原本兴旺发达的上海印刷出版业也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业务急剧萎缩，处境艰难，不少出版社开始向内地转移，如商务印书馆先在长沙，后迁重庆，并在上海、香港两地设办事处，规模也大为缩小。中华书局的总管理处也迁往香港。而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胜利。抗战胜利后，虽然许多出版社纷纷迁回上海。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家经济崩溃，物价飞速上涨，中国的出版业仍蒙受着巨大灾难。笔者见到这时期仅有的几套美术教科书，其编写的体例和内容基本是沿袭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方式，并无多大新意。总之，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和抗日战争爆发，以及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使中小学美术教科书编写与出版，处在停顿和衰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