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昆剧院《西厢记·红娘》看昆曲的“活态传承”

昆曲《西厢记·红娘》剧照

6月23日至24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在世纪剧院连演两场《西厢记·红娘》 。 《潘金莲》 《西厢记·红娘》二剧是苏州昆剧院今年上半年的主要巡演剧目，在广州、重庆、成都、昆明、武汉、北京等地公演。一个有意味的巧合是，此次演出的世纪剧院是青春版《牡丹亭》 2004年北京首演的演出地。今年是昆曲成为“非遗”的第15年，亦是青春版《牡丹亭》巡演的第12年，由于“非遗”及青春版《牡丹亭》 ，“昆曲热”成为中国新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青春版《牡丹亭》巡演之时，就有人问道：青春版《牡丹亭》之后，昆曲何为？如今， 《潘金莲》《西厢记·红娘》二剧，可视作苏州昆剧院在“后青春版《牡丹亭》时代”的一种尝试。而且， 《潘金莲》 《西厢记·红娘》的编演方式不同于一般新编昆曲，它们是以旧有的经典折子戏为基础，以串折再加以修补的方式，如文物修复里的“仿古”“做旧”一般，打磨出来的新戏。这种实践提供了一个分析新编昆曲的视角。

以《西厢记·红娘》为例，作为中国古典名剧之一， 《西厢记》在昆曲舞台上搬演较多。北方昆曲剧院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就曾演出马少波改编的《西厢记》 ，前些年也曾推出大都版《西厢记》 ，皆是以王实甫《西厢记》为基础加以整编。江苏省昆剧院、上海昆剧团等南方昆剧团体则多演源自李日华《南西厢记》里的折子戏，如《游殿》 《佳期》 《跳墙著棋》等。这些本戏和折子戏来源不一，各有特色，构成了《西厢记》演出的两种“当代传统” ：其一是将原本整理改编成新编本戏；其二是在原有折子戏基础上，丰富提高，或重新创编，呈现出传统折子戏的样态，经过多年的演出和积淀，成为某种“准经典” 。

《西厢记·红娘》的编演和这两种“当代传统”有所不同，或者说，它其实是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在此次呈现的六场戏里， 《跳墙著棋》 《佳期》 《拷红》都是经典折子戏， 《寄简》是在原本基础上重新排演， 《惊艳》 《听琴》和一些过场，则是为了全剧的完整，在串折基础上增饰而成。因此，对于主演吕佳而言，该戏一方面是继承， 《跳墙著棋》 《佳期》 《拷红》 《寄简》是其向老师梁谷音所学，另一方面是新创，为了使串折成为本戏，而设计、增加的一些必要的情节场面。

以经典折子戏串折的方式来新编本戏，优势在于可以借用经典折子戏里的能量，因这些折子戏之所以得以保留、流传，是因为它的唱词、声腔、身段、调度都到了某种最佳状态，正如朱家溍以“饱和状态”形容《游园惊梦》 。因此，演员只要较好地继承经典折子戏，便能获得很好的表演效果。不利之处或许在于，在折子戏串折转变为本戏之后，因为有一个整体的戏剧空间和统一的人物形象的期待和要求，虽然演员（不仅仅是主演，更是全剧主要演员）表演的程式依旧，但是在对人物的把握，以及与其他角色的配合上，则需要仔细研究与打磨。

吕佳主演的另一出本戏《潘金莲》里，也可以看到这种传承与变化。 《潘金莲》创编于1989年，是梁谷音受魏明伦的话剧《潘金莲》的启发，将《义侠记》的相关折子戏整编而成，经过二十余年，也已是“准经典” 。吕佳向梁谷音学习、继承了《潘金莲》里的主要折子戏，然后根据自身的特点及苏州昆剧院的演员状况，加以调整，从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潘金莲》 。

吕佳原学武旦，后改为本工贴旦，曾饰演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杨婆与春香。近些年来，她逐渐拓宽自己的戏路，除演过娃娃生（如《寄子》 ）之外，还学习了闺门旦（如《牡丹亭》里的杜丽娘、 《玉簪记》里的陈妙常） 、四旦（如《潘金莲》 ）等行当。这是一种首先继承经典折子戏，进而以其为基础，整合及编演本戏的昆曲传承方案。

在继承经典折子戏的基础上，根据演员自身的条件不同，以及时代感觉的变化，加以整合与打磨，从而创造和演绎出似旧实新、亦新亦旧的昆曲剧目。近些年来，在一些新编昆曲里，也能看到这种类型，譬如上海昆剧团的《景阳钟》 ，即是以《撞钟分宫》等经典折子戏为核心，重新整编而成。又如北方昆曲剧院的串折版《续琵琶》 （并非后来重新改编的大戏版） ，依据曹寅《续琵琶》的原文本，挑选一些折子，通过串折的方式，编演成一出具有特色的本戏。这种新编昆曲的方式，不同于全新创演，亦不同于纯然的继承经典，而是与青春版《牡丹亭》 “只删不改”之理念相关，并接近于朱家溍、刘厚生、张卫东等人表述的“复古即是创新”的观念，在诸多新编昆曲的方式里，或许是一种较好地体现和实践昆曲传统的“活态传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