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伯乐徐悲鸿

     徐悲鸿与蒋兆和
 
    经过八年多的海外漂泊，徐悲鸿于1927年9月回到上海。

    这时的徐悲鸿已经不再是八年前那个在画坛有点小名气的青年画家了，他不仅得到了西方大师的亲传，在艺术上有了很高的造诣，而且，他的画在新加坡等地已经卖到了很高的价钱，可以说是声名显赫、享誉海内外，已经成了艺术界的明星人物。

    回到上海以后，各种各样的接风会，一个又一个的邀请让徐悲鸿应接不暇。

    在徐悲鸿回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徐悲鸿的好朋友，商务印刷馆的黄警顽带着一个很瘦的青年人来见他，说这个青年人是徐悲鸿的景仰者，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粉丝”，非常崇拜徐先生，想见上一面。这样，徐悲鸿接待了这个“粉丝”。

    寒暄过后，这个青年人很局促地把自己的画打开请徐先生指导，一开始徐悲鸿并没特别在意，因为经常有人请他看画指点，但是当他看到这个青年画的水墨人物画时马上兴奋起来，他问：“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这个青年人点点头。徐悲鸿问：“你叫什么名字？”“蒋兆和。”

    这一刻成了蒋兆和一生的转折。

    蒋兆和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巨匠，是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开山鼻祖，他创作的《流民图》等一系列作品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艺坛上确立了崇高的地位，他为中国水墨人物画由古至今的转换、为水墨人物画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关注民生、“为民写真”的精神感动了我们一个世纪。今天我们这样评价蒋兆和先生，可见蒋兆和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成功就是从与徐悲鸿见面那一刻开始的。

    蒋兆和16岁这年，从家乡四川泸州来到上海，成为20世纪第一批到上海的“打工仔”。他凭着自己从小练就的画炭画像的本事，为百货公司画广告，业余时间则借鉴西方美术技法尝试中国画创作。因为未曾受到专业美术教育，所以，当他拿着自己的画来见大画家徐悲鸿时，心里是诚惶诚恐的。没想到徐悲鸿看到蒋兆和的画之后非常欣赏，他认为蒋兆和的水墨人物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运用自如，画得很好，所以非常兴奋，颇有相见恨晚之意。

    徐悲鸿比蒋兆和大9岁，这时的徐悲鸿刚刚结束了八年多的留学生活，艺术观念和创作能力都已入佳境。因此，对于自学绘画的蒋兆和来说，能在这个时候结识徐悲鸿也是天赐机缘。两个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这次见面之后，徐悲鸿便让蒋兆和住进了自己的画室，一住就是两年多时间，然后又让他在家中住了数月。蒋兆和有机会认真地观摩徐悲鸿创作并饱览了徐悲鸿收藏的古今中外名作，两人还经常秉烛长谈，讨论中国画发展的前景。在徐悲鸿这位良师益友的指导下，蒋兆和逐渐去掉了画广告画的艳俗之气，开始直面现实生活，艺术思想逐渐成熟，坚定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

    1928年，徐悲鸿推荐蒋兆和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

    1929年，25岁的蒋兆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展并脱颖而出。

    1936年，蒋兆和开始走向成熟，他接连推出了《朱门酒肉臭》《卖报童》等一系列惊世之作。他的画风也得到了齐白石的赞扬，白石老人说：“兆和先生与吾友悲鸿君善，尝闻悲鸿称其画，今始得见所作人物三幅，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予甚佩之。”并且还专门为蒋兆和题了一首诗。由此可见，人前人后，徐悲鸿不忘推荐自己的弟子。在与徐悲鸿的交往中，蒋兆和逐渐从一个街头画家成长为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的大艺术家。

    后来，理论界把由徐悲鸿、蒋兆和先生共同倡导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教学思想和创作方法概括为“徐蒋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美术教育中影响巨大。“徐蒋体系”的特点是：以传统人物画家任伯年和一些民间肖像画师的作品为底版，加上写实油画的造型和色彩等技法来表现现实题材。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写实水墨人物画基本上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主流。徐悲鸿去世之后，蒋兆和继续把这种人物画的创作方法发扬光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物画家。

    “徐蒋体系”的长处是注重造型能力，强调素描功夫，但是，这种创作方法也有它的弊病：离不开模特，人物会显得刻板、僵化。所以，有人批评“徐蒋体系”使传统中国人物画的写意性大大消弱，担心长期这样下去，传统人物画的魅力就会消失。这一点，徐悲鸿自己也意识到了，这就有了后来的“徐悲鸿两荐黄胄”。

    徐悲鸿与黄胄

    黄胄先生是中国画大师，喜欢收藏的人几乎没有不喜欢黄胄先生作品的。我和朋友们有时在一起，常常为中国近代大师排排座位，哪位是一线大师，哪位应该排在二线。当说到黄胄先生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他列在了一线大师的位置上。这很难得。因为黄胄先生在这些老先生堆里绝对是晚辈，比如一线大师里的吴昌硕先生84岁去世时，黄胄才3岁。大家如此看重黄胄先生完全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极高，对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贡献巨大。

    黄胄先生称得上是画坛的“超男”，由于他长时间、大量地画速写，所以他的造型能力极强。他画画从不用模特，也不打草稿，常常是一挥而就却异常生动。过去画家作人物画，如果一笔画坏了，这画就作废了，要重画，但到了黄胄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一笔下去，不准，马上又找补一笔，哪一笔准确就算那一笔，不仅不伤害画面反而觉得特别生动。

    1950年秋天，徐悲鸿先生看到一幅题名《爹去打老蒋》的小画，作者署名黄胄。徐悲鸿先生看罢觉得黄胄的画法符合传统中国画的创作习惯，是水墨人物画发展的正确方向，所以，他马上要弄清黄胄是谁。有人介绍说，黄胄是西北部队的一名宣传员，才25岁。徐悲鸿当即叫人写信，让黄胄再寄几幅作品来。很快黄胄把作品寄来了。画面上，翩翩起舞的维吾尔族少女、活泼的小毛驴，栩栩如生。当天晚上，徐悲鸿就给文化部的负责人写信，建议将黄胄调到北京民族艺术研究所，让他有更好的创作环境。没想到，到第二年，徐悲鸿先生不幸得了“中风”，但他还始终惦记着黄胄的事。当他听说黄胄还未调到北京，就叫爱人廖静文代笔，再次给文化部领导写信二荐黄胄。后来黄胄终于调到了北京，徐悲鸿先生不顾重病在身，多次与黄胄长谈，指导和鼓励黄胄。可以说，黄胄先生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徐悲鸿先生的帮助。

    徐悲鸿与吴作人

    徐悲鸿从法国回到上海不久，就应好朋友田汉的邀请到“上海艺术大学”去讲课。田汉邀请徐悲鸿做上海艺大的校董，并相约要把上海艺大办成现实主义艺术教育的一块阵地。

    田汉先生大家都熟悉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是著名的戏剧家。

    这天，徐悲鸿在田汉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艺大美术科一年级教室了解学生的情况。当他走到一张素描前时，他停下了脚步，问：“这张画是谁画的？”没人回答。徐悲鸿又大声问：“谁叫吴作人？”素描上写着吴作人的名字。这时一个满脸稚气的青年人，从人群中羞涩地探出了头。

    “是我，我是吴作人。”当时吴作人还不到20岁。

    徐悲鸿当众表扬吴作人素描画得准确，并让吴作人坐在面前，徐悲鸿以他为模特现场画了一幅头像素描，为大家讲解。徐悲鸿还把自己的住址告诉吴作人，让他可以随时到家里来做客。

    时间不长，上海艺大由于经费不足停办了。田汉就找到徐悲鸿，邀请他一起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欣然同意并义务出任绘画科主任。吴作人就跟其他同学一起，也转到了南国艺术学院继续追随徐悲鸿学画。

    没想到，南国艺术学院开学仅仅两个月，蒋碧微趁徐悲鸿到南京中央大学上课的时候，将他在南国的画具全部搬走了。她坚决反对徐悲鸿与田汉在南国搞义务教育。徐悲鸿在这儿呆不下去了，因为他同时还担任着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这样，他就只好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临行前，徐悲鸿来找吴作人，说：“我现在的处境，已经不允许再来南国讲课了，但我并不放弃和那些形式主义画派作斗争，我要培养一些能搞写实主义的学生。我走了，你在上海是学不到什么的，最好，你还是跟我去南京吧。”当他得知吴作人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又说：“你不用担心，到了南京，你就直接来找我，作为我带去的旁听生，一切费用都不用你管。”老师如此厚爱，吴作人自然马上追随到了南京。

    也就是这次到南京后不久，吴作人遇到了从北平来投师徐悲鸿的18岁的萧淑芳。后来，萧淑芳也成为很有名的画家。1948年，吴作人与萧淑芳结婚，两人风雨同舟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成为生活、艺术上的知音和伴侣，他们的证婚人就是徐悲鸿。这是一段题外话，当然，这也是吴作人的一大收获。

    到了1929年年底，吴作人的进步思想引起了学校的不满，学校以没有旁听生制度为由把吴作人驱逐出了学校。

    当得知吴作人被逐这件事后，徐悲鸿非常气愤。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吴作人大吃一惊：他让吴作人到法国去留学。吴作人此时一贫如洗，在国内念书都成问题，怎么敢妄想到国外去留学呢？徐悲鸿自掏腰包，为吴作人买了船票，并为他办好了护照和签证，将吴作人送往巴黎。之后，徐悲鸿又为吴作人争取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庚款奖学金”的名额，使吴作人在海外的生活、学习有了保障。

    后来吴作人学成，徐悲鸿马上邀请他回国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

    1946年，徐悲鸿接到了教育部的调令，到北平重新组建国立北平艺专并担任校长。徐悲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意弟子吴作人，他给吴作人写信说，“教务长非弟莫属”。面对老师的召唤，吴作人毅然放弃了做自由画家的理想，义不容辞地北上，担任了国立北平艺专的教务长兼油画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吴作人任教务长。后来，吴作人先生也担任中央美院院长很多年，他在素描、油画、美术教育方面造诣都非常深，在中国画创作上更是别具一格，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