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传神——中国美术馆藏任伯年人物画特展”开幕

任伯年（1840-1895），中国近代杰出画家、海上画派巨匠。其人物、花鸟、山水、走兽、虫鱼无所不精。艺术表现手法多样，融双钩、点厾、没骨、写意、青绿设色等诸多技法为一体，形成个性鲜明、洒脱新颖、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为了更好地展示任伯年的艺术成就，深入挖掘其人物画的价值与启示，此次特展遴选馆藏精品近70件套近百幅，对其人物画进行相对全面、有针对性地展示与研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馆藏作品类型，特设三个展览板块：源·流——任伯年人物画之承变影响；古·今——历史故实与写真纪实；雅·俗——风雅生活与民俗祥瑞。继古开今、雅俗共赏，正可谓任伯年人物画艺术的最大成就，而潜藏于其后的，则是中国文艺中千古不坠的“形神”要义：“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19、20、21号厅，将展出至6月6日（周一闭馆）。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前言】

神出妙处唯匠心

我塑造吴昌硕先生像，在深沉厚重中见雄健；塑造齐白石先生像，意象苍沌中见飘逸；塑造潘天寿先生像，霸悍凝练中见文心。这次为任伯年先生塑像，缘起于中国美术馆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其展览。为任先生塑像是多年意愿，只是一直觉得难以把握。一日，见先生塑其父任淞云像，紫砂为之，简炼、传神，不禁有“对话”之冲动。三十多年来，我以塑像与古人、贤人对话，十指连心，进入心灵。

苏武牧羊 任伯年 中国画  148.5×83.3cm 1883年 中国美术馆藏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研究中，任伯年是一座可以彪炳后世的塑像坐标。这固然一方面与其1840年的生年相关，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列强瓜分，社会形态发生巨变，传统文化的自我现代性转型也由此拉开；另一方面，由任伯年及随后诸位大师开启的“海派”绘画，也使中国传统绘画在古今中西的交织碰撞、社会巨变的沉潜起伏中开始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之路。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在1840年之际如此引吭高歌。任伯年应时而生，他虽无法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间自主选择，但却以卓越的艺术成就与传神写照的人物群像，为我们重温那个转折时代提供了以管窥豹的艺术形象和人文情思。

钟进士像 任伯年 中国画  132.2×65.6cm 1891年 中国美术馆藏

然而，回溯对任伯年的学术研究与画史定位，我们却发现，其间也充满着各种不同声音。在其生前，吴昌硕誉其为一代“画圣”；虚谷评其“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在其逝后不久，其子任堇记曰：“今日论者，佥谓曾波臣后第一手”；徐悲鸿更是为其撰写评传，“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更引达仰论评说：“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但在文人画话语权力的惯性影响下，也一直存在着“任伯年作画不能脱俗”“格调不高”“缺少书卷气”“文化修养不够”等看法。立足于当下时代，如何更为客观地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启示来重新评价任伯年，显得如此的迫切和急需。陈半丁曾这样比较任伯年与吴昌硕，“他长于巧，吴长于拙；吴的拙处胜于他，他的巧处胜于吴。吴的学历胜他，他的画才胜吴。……但是，他讲究结构，用色舒服，用笔巧妙，这是同时代画家所赶不上的。”在比较中客观地分析优劣特点和各擅所长，而并非简单、武断地整体否定，此为可取之法。另再如不少研究者指出，任伯年的主要艺术特点正在于“雅俗共赏”，而他的“俗”是平易近人的通俗，而非低级趣味，“是把自己的艺术供广大读者欣赏，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这恰恰是其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独特性，是其绘画艺术与众不同、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以辩证方法深入历史原境，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之同情”。

屏开金孔雀 任伯年 中国画  184×94.5cm 1877年 中国美术馆藏

在19世纪下半页的海上画坛，若要论绘画题材的全面，则首推任伯年：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虫鱼等诸科兼善；若要论技法多样、形神兼备，则又非任伯年莫属：双钩、点厾、没骨、写意、青绿设色等无一不精，且常是综合融通。任伯年出身于小商家庭，长期生活于江浙民间，历经生活之坎坷，对于民俗生活和民间艺术有着切身的感受，除幼承家传写真之术外，又吸收同族“二任”重视双钩和装饰之长，同时上追乡贤前辈陈老莲及宋元线描传统，加之注意写生观察，感受生活与自然之造化，很早就展现出不凡的艺术才能。随着转赴海上，在与海上文人名家的交流中博采众长，又不断吸取八大、华岩等写意笔墨中的书写意趣，同时在十里洋场受到西法之影响，广涉陶艺、泥塑等传统工艺。可以说，任伯年的艺术身份和艺术滋养极为复合丰富。源出民间，化俗为雅；吸取文人，雅中带俗；巧借西法，化西为中；融会贯通，自成家法。其艺术造型多从写生观察中得来，加以提炼概括，从不同角度、多种构思反复锤炼，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如钟馗、苏武、风尘三侠等等；而在每幅创作中，又能巧变重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其艺术表现手法中尤以线色令人称绝。下笔如风，顿挫有法，连绵往复，挺劲奔逸，线条的简练、变化以及刚柔快慢、粗细疾涩等，皆在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中服务于造型之要求，可谓尽中国绘画以线造型之极则。而其用色，既能将传统工笔重厚设色用好，使之在鲜艳夺目中调和统一，又能活而生鲜，在对比关系中达到空灵明快、珠玉生辉。宗白华曾赞曰：“表现精深华妙的色彩新境，为近代稀有的色彩画家”。正是由于线之生动、色之鲜活，徐悲鸿称其为“抒情诗人”，达仰感叹“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当然，在抒情性之外，我们还可在充满视觉愉悦的观赏性中感受到浓郁的世俗趣味、文人雅意、现实关怀、历史忧患，等等。

赵德昌夫妇像 任伯年 中国画  148.5×80cm 1885年 中国美术馆藏

身处愈趋重视视觉性和图像化的当下时代，最具“画才”、且能在以线造型的传统中推陈出新的任伯年可以提供给我们太多的启示。为此，中国美术馆从馆藏103件套共204幅任伯年作品中遴选52件套82幅人物画精品，于201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妙笔传神”特展，获得学界的极大反响和公众的热烈欢迎。此次在馆内再次举办同名展览，深挖藏品、强化研究，整合原有的“历史故实”与“写真纪实”为“古·今”，“风雅生活”与“民俗祥瑞”为“雅·俗”，另增设“源·流：任伯年人物画之承变影响”部分，展出任伯年曾师法的陈洪绶、华喦、费丹旭、任熊、任熏等，与其同时活跃于海上的吴友如及钱慧安等，以及受其影响的王震、倪田等名家作品。以上三大板块一方面相对全面地展示任伯年人物画的各种题材类型和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简要勾勒其人物画师承创变以及交互影响的发展脉络。

献瑞图 任伯年 中国画  148.7×78.2cm 1872年 中国美术馆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让观者感受“传神”之妙，策展团队还借展到任伯年所塑其父《任淞云像》，另展出蒋兆和所塑《黄震之像》，与我所塑《神入精微——任伯年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一对话背后，既揭示着绘塑两种不同艺术创作方式之间的暗通消息，也潜隐着中国文艺中千古不坠的“形神”要义。

“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方为今天中国艺术发展之大道。让我们在妙悟传神中感受艺术大师魅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为山

2021年5月